“萬里茶道”途經(jīng)兩百多座城市和集鎮(zhèn)，中國的茶文化就是通過此路傳遍世界各地的。由于主要經(jīng)營者是山西商人，所以也稱為“晉商萬里茶道”。
“萬里茶道”的由來及發(fā)展
俄國飲茶風尚的形成
17世紀初期
中國的茶文化正處于發(fā)展的高峰期，隨著中俄兩國貿易的開展，茶葉經(jīng)由西伯利亞直接傳入俄羅斯，據(jù)史料記載，茶葉第一次走進俄羅斯是被作為皇室禮品的形式，由此足見茶葉在古時候的珍貴性。
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
中國公使攜數(shù)箱茶葉，經(jīng)過蒙古，穿越西伯利亞，歷經(jīng)18個月的路程，將茶葉贈送給俄國沙皇，由于當時俄國從未有人飲茶，并未引起重視。
公元1638年
一位俄國貴族從蒙古商人手中換得兩大桶武夷山的茶葉，作為禮物送給了沙皇，沙皇品嘗之后如獲至寶，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國上流社會中迅速傳播開來。當時，茶葉十分昂貴，只有王公貴族、地方官吏才買得起。
直到18世紀50年代
武夷茶產(chǎn)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場，曾經(jīng)神秘的東方飲品，已經(jīng)不僅是上流社會的鐘愛，也開始出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平常家庭的餐桌上。而且，俄羅斯比較寒冷，蔬菜缺乏，相對而言吃肉比較多，武夷茶發(fā)酵度比較高，咖啡堿（咖啡因）、茶多酚比較高，有利于俄羅斯人的飲食消化，也有利于提高人體需要的熱量，飲茶逐漸成為俄國風尚。
“萬里茶道”的開辟
山西的地理位置“極臨北邊”，北靠廣闊的蒙古草原，南接中州，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經(jīng)濟區(qū)域與中原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經(jīng)濟區(qū)域的中間地帶，自古以來就是南北區(qū)域物資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以下簡稱晉商）的商貿活動歷來十分活躍。清康熙時起，以晉商為主的旅蒙商為清廷駐守邊疆的軍隊提供糧草給養(yǎng)，取得在邊境地區(qū)做邊貿生意的權利，大量做起了以貨易貨的草原生意，以煙茶糧棉、鹽鐵制品換取毛皮牲畜。
18世紀中期，茶葉已成為以食肉為主的蒙古、俄羅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晉商在長期的草原邊貿活動中了解到蒙古、俄羅斯各民族“寧可三日無米，不可一日無茶”的生活習慣，對茶葉有巨大的需求，開始做起了茶葉生意。
清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打開了中俄的貿易壁壘，雙方同意在恰克圖中方一側建買賣城，開始大規(guī)模的茶葉貿易。早就在張家口做草原生意的以榆次常家為代表的晉商常萬達以敏銳的眼光捕捉到這一商機，以超常的膽識和魄力，和其他晉商一道開始了開拓“萬里茶道”的漫漫征途。常萬達聯(lián)手下梅鄒氏在武夷山購買茶山，在下梅設茶莊，精選、收購茶葉，建廠制茶，建立了穩(wěn)定的茶葉生產(chǎn)基地。
同時，還與沿途的經(jīng)銷商和船幫、車幫、駝幫精誠合作，由下梅茶市為起點，通過梅溪水路匯運巖茶至崇安縣城，驗押之后，雇傭當?shù)毓そ城в嗳?，用車馬將茶運至江西鉛山河口（治今鉛山縣河口鎮(zhèn)），再由船幫改為水運到“茶葉港”漢口，再經(jīng)漢水運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騾馬馱運北上，經(jīng)洛陽，過黃河，越晉城、長治、太原、大同、張家口、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駝隊穿越1000km的荒原沙漠，最后抵達邊境口岸恰克圖交易。俄商再販運至伊爾庫茨克、烏拉爾、秋明，直至遙遠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萬里茶道”的變遷
萬里茶道可分前、后兩個時期
前期路線：雍正、乾隆朝（1723—1795），晉商將閩北茶葉先集中到武夷山下梅村，至漢口裝船至恰克圖。
起點兩湖地區(qū)
后期路線：咸豐朝
（1851—1861），改以兩湖就地加工茶磚，抵張家口轉恰克圖出口。
1、前期
清康熙、乾隆年間，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興盛一時，下梅，由于該村在梅溪下游，故名。據(jù)《崇安縣志》載：“康熙十九年間，其時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時每日行筏三百艘，轉運不絕。”
由此可見，當年以茶葉交易為中心的經(jīng)貿活動在下梅十分活躍。下梅村中央有條人工運河當溪，有8個碼頭，裝卸繁忙。當溪的水面寬不過8m，長1000m，自公元1680年開通后就被當作一條水運通道，四方商賈通過這條水運通道在下梅進行商貿活動。衷干在《茶市雜詠》中記述：“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縣所產(chǎn)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輛，轉運不絕。茶葉均系西客經(jīng)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
這段時期的茶路不僅帶動了沿途經(jīng)濟的發(fā)展，還促進了國際貿易交流和文化的發(fā)展。多數(shù)茶商與各地經(jīng)常保持著很好的關系，他們之間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時代，茶路成為一扇面對外界的窗戶，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黃河兩岸的風俗傳統(tǒng)，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態(tài)，甚至俄羅斯的奇聞軼事，都沿著這條茶葉之路傳播開來。這條路不僅是一條經(jīng)濟之路，更成為一條連通歐亞的文化之路，此外，萬里茶道還推動了運輸業(yè)、餐飲業(yè)、住宿業(yè)，以及與其他產(chǎn)品互市互換的發(fā)展。
現(xiàn)今的下梅村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30多幢。這些集磚雕、石雕、木雕藝術于一體的古民居建筑群，清代茶市風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風景，是武夷山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作為萬里茶道歷史見證的下梅村，今天已經(jīng)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著大量游人的觀光。
2、后期
清咸豐年間（1851—1861），受太平天國戰(zhàn)事的影響，福建茶區(qū)遭受兵燹，茶路一度中斷，但是俄國市場對磚茶的需求未減。精明的晉商決定將茶源轉移到同樣也是產(chǎn)茶區(qū)、水運更加便捷的兩湖地區(qū)。晉商選擇了湖南洞庭湖邊的安化和湘鄂贛三省交界的羊樓洞，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緯30°，有利于茶葉生長的氣候、土壤、水質，這種地理環(huán)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葉質量優(yōu)良。
晉商在兩湖地區(qū)投資茶葉種植加工，運茶的路程較武夷山減少了500km，運費大大降低。由陸水湖運往漢口集中，再從襄河運到樊城，登上陸地后改用畜馱，經(jīng)河南、山西進入內蒙古，再換上馱隊，在沙漠行走1000km，到達中俄邊境恰克圖交易。繼而，俄商將其販賣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同時，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到來，俄商也開始直接深入中國內地采購、制作、販運茶葉。
1863年
俄國商人也來漢口和羊樓洞開設茶廠，羊樓洞成為湘鄂贛三省交界地區(qū)的茶葉集散加工中心，商業(yè)繁榮，人口有3萬多人，有“小漢口”之稱。茶廠采用工業(yè)化機器制造磚茶，俄商沒有走晉商取道漢江北上的運茶路線，他們認為這條路線路途漫長而艱險，路上耗費的時間長，成本高，他們改走長江的黃金水道，從漢口順流而下到上海，再北上天津，從紫竹林登陸走海河，到北京東南的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區(qū)），將磚茶再通過1400km的張庫大道，北上300km至恰克圖，從路程和時間上比晉商的運茶路線節(jié)省了許多。相比之下，俄商制造出的茶葉物美價廉，運輸成本低，因而壟斷了茶葉的對外貿易，也搶了晉商們的生意。
19世紀后半葉
隨著海上路線的開通、邊界口岸的增多和天津港的對外開放，通過張家口運往庫倫、恰克圖的貨物逐漸減少。
1903年
西伯利亞鐵路建成通車，中俄商品運輸經(jīng)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轉口，進一步奪去了張家口至庫倫、恰克圖的運輸業(yè)務，徹底改變了“萬里茶道”的格局。俄國的茶商不再走漢口—襄陽—賒店（治今河南社旗賒店鎮(zhèn)）—晉中—歸化城—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恰克圖的路線，而選擇了漢口—上海—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圣彼得堡的路線，此后傳統(tǒng)的“萬里茶道”逐漸衰落。
“萬里茶道”在經(jīng)歷200余年的輝煌后開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首先，客觀上是列強的侵略、清政府的腐敗，使中國社會動蕩不安，俄蒙社會的變革（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1921年外蒙古宣布獨立）又使在蒙俄的晉商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其次，經(jīng)長江出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海運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大大降低了茶葉的運輸成本，“萬里茶道”失去了原有的優(yōu)勢。
再次，俄商在華的機械制茶（僅在漢口就開設六家機制茶磚廠）效率遠遠高于手工制茶。此外，南亞（印度、錫蘭等）茶葉的競爭也對華茶形成巨大的壓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晉商面對困境，缺少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能力，應是晉商衰敗及萬里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來源于：復旦大學出版社，作者：張渤、侯大偉，知識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