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檔案局提名申報的“成都老茶館相關(guān)檔案”日前成功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該檔案收錄了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跟成都老茶館有關(guān)的手稿、圖表、照片、印刷品等共6345件文獻資料，不僅全方位記錄了近代成都老茶館的經(jīng)營狀況，也讓人透過老茶館得以窺探成都的歷史文化、社會生活、世間百態(tài)。
一城居民半茶客
舊時的成都，各式茶館、茶樓、茶園、茶亭、茶廳，遍布橋頭、街角、巷尾、廟前，熙熙攘攘，各具特色。
據(jù)文獻和檔案記載，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條，茶館就有454家。1929年，成都茶館達641家，這些茶館分布在336條街巷中，其中180條街巷有一家茶館，91條街巷有兩家，65條街巷的茶館有兩家以上，例如陜西街和漿洗街分別有7家茶館，小天竺有6家，東大街有13家。在鬧市區(qū)和市郊的一些地方，茶館高度密集，如青羊場，不過三條街，居民兩百來戶，卻有茶館19家。
從檔案中保存的征稅記錄看，1914年，成都的茶館共有茶桌9958張，每家平均14.6張，說明大多數(shù)茶館規(guī)模都較小。這僅是征稅茶桌的數(shù)字，實際的桌數(shù)可能要多得多，因為茶館在高峰時段添加桌椅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把加座計算在內(nèi)，1914年按1萬張茶桌計算，每張平均接待10個客人，也可以得出10萬客人的總數(shù)。當時成都約40萬人，也就是每天超過四分之一的居民去茶館飲茶。這只是根據(jù)檔案中的記載推算出的保守數(shù)字，實際光顧茶館的茶客要遠遠多于這個數(shù)字，所以在成都有“一城居民半茶客”的說法。
成都有這么多茶館，跟城市的水質(zhì)有很大關(guān)系。成都雖然有幾千口水井，但井水含堿量高，燒開后上面有一層白沫且有苦味，不適合泡茶飲用。飲水必須從城外的府南河運到城內(nèi)。對個人來說，從城外的河里取水比較麻煩，很多人家都是從茶館買開水和熱水使用。各茶館的用水依靠水夫從河里運到茶館，即所謂“河水香茶”。
跟老百姓生活的這種緊密關(guān)系，讓成都的茶館成為人流密集場所。人流帶來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成都的茶館逐漸成為集喝茶、聊天、掏耳朵、聽戲、看電影、占卦、談生意、找工作甚至打瞌睡、發(fā)呆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公共生活空間。所以，成都當?shù)赜羞@樣一句諺語：成都是個大茶館。
茶館既是戲院也是影院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成都，茶館是最重要的娛樂場所，戲曲、評書、清音、相聲、電影等在茶館里輪番上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悅來茶園。
根據(jù)檔案記載，建成于1908年的悅來茶園是?繼可園之后成都的第二個新式戲園。?建成后，先后有長樂班、翠華班、彩華班、文化班等在此演出。1912年，長樂班、宴樂班、翠華班等班社在悅來茶園合并成立三慶會，成為當時成都最有影響力的戲班。三慶會的康子林、楊素蘭、周慕蓮等名角都曾長期在悅來茶園駐場演出。
辛亥革命后，政治戲逐漸流行。1912年，悅來茶園上演了川劇新戲《黑奴義俠光復記》，試圖用美國黑人的經(jīng)歷來闡明“適者生存”的道理。該劇改編自林紓翻譯的《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歷敘黑奴亡國之慘狀，恢復故國之光榮”。此后，力圖表達“專制政體乃國貧民弱之源”的新劇《西太后》、反映當時社會問題的新劇《落梅》等先后在悅來茶園上演。茶客們一邊喝茶，一邊看戲，在休閑娛樂之余，也無形中接受了思想的啟蒙。
清末民初，茶館不僅是戲院，也是電影院。1909年前后，電影被帶到成都，被稱為“電光戲”“電戲”。茶館放電影時，觀眾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個椅子后面有一個鐵箍，用來放茶碗，堂倌穿梭于各排摻茶。悅來茶園就經(jīng)常在戲畢之后放映滑稽影片《吃壽面》《愚弄警察》等。
檔案記錄顯示，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成都的大多數(shù)電影院仍然設(shè)在茶館里，如智育電影院便設(shè)在群仙茶園中。根據(jù)檔案記載，當時成都品香茶園的老板曾請求當局準許放映“電戲”，以作為因演戲曲所受損失的補償。這或許說明，當時人們對電影這種新的娛樂方式的興趣正在超越戲曲。
民國初年，成都的茶館放電影是不對女性開放的。后來，個別茶館放電影開始對女性開放，且規(guī)定某些場次專售女賓，以避免女性在黑暗中被男人騷擾。比如，1914年4月，大觀茶園和可園聯(lián)名向省會軍事巡警廳申請“白晝女賓專場”，并承諾“嚴密防范”，確?！盁o一男子雜錯其間”。
放電影時，茶館里一片漆黑，觀眾出去小解不便，而且很多觀眾也不愿意錯過任何精彩的鏡頭，由此便產(chǎn)生了一個新行當：一些窮人家的孩子，提著兩個粗竹筒在茶館內(nèi)來回走動，輕聲喊著“尿桶哦——尿桶哦”。觀眾不必離開座位就可用這個“活動夜壺”小便，費用大概是一個鍋盔的價錢。后來，女性可以跟男性同場看電影，“活動夜壺”便因“有礙觀瞻”而被禁止使用。
發(fā)揮“社會課堂”的作用
有戲曲演出或者放電影的茶館，一般規(guī)模較大，也比較上檔次，來消費的茶客有一定的經(jīng)濟實力。普通民眾經(jīng)常光顧的多是小茶館，而這里也是大多數(shù)民間藝人的主要演出場所。
有些名氣的民間藝人，一般固定在某個茶館演出，而名不見經(jīng)傳者只好帶著家伙什兒走街串巷，哪個茶館有聽眾，就到哪里討生活，坊間稱之為“跑灘”或“穿格子”。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中低檔茶館的民間藝術(shù)有相聲、金錢板、評書、清音、雜耍、口技等，其中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是評書，不少茶館雇傭說書人駐場演出以吸引顧客。
茶館里的評書收費辦法各異。有的茶館茶錢包含了評書，有的茶館需要說書人現(xiàn)場向觀眾收錢。說書人總是在講到故事的節(jié)骨眼時戛然而止，急于聽下文的茶客此時不得不慷慨解囊。不管哪種收費方式，都只對那些買了茶、坐在茶館里聽書的顧客收費，而聚在茶館外面的人可以免費“蹭書”聽，成都人噱稱這些人在聽“戰(zhàn)（站）國”。
由于高檔茶館不歡迎評書藝人，那些喜歡聽評書的有錢人和上層人士只能“屈尊”到普通茶館聽書。比如，民國初年，評書藝人張錫九在成都棉花街一家茶館說書，每天顧客盈門，但第一排總是給當?shù)孛鳌拔謇掀哔t”保留著。每次待這些名流入座后，張才開始講。1916年，軍閥戴戡在成都實施宵禁，“五老七賢”在去茶館聽書的路上被軍警堵住，為此他們還發(fā)動了一場取消宵禁的抗爭。
茶館里的說書人，講的都是人物傳奇和歷史故事，傳遞的多是忠君愛國、禮義廉恥等傳統(tǒng)價值觀念。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舊時的成都，大多數(shù)老百姓都沒受過教育，評書等民間藝術(shù)，在為他們提供休閑娛樂的同時，也向他們傳播了歷史知識，形塑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成為當時大眾教育的重要方式，茶館無意間發(fā)揮了“社會課堂”的作用。
20世紀20年代后，專門化的戲園開始逐漸從成都的茶館中分離出去，不過清音、相聲、評書等民間藝術(shù)，仍然以茶館作為主要演出場所。
有矛盾去茶館“吃講茶”
成都的老茶館不僅具有經(jīng)濟、文化功能，也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傳教士戴維森和梅益盛在一份文獻中這樣記載：“一旦發(fā)生糾紛，人們即往茶鋪講理，眾人邊喝茶邊聆聽當事人的陳訴，最后由錯方付茶錢。”李劼人在《暴風雨前》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大家氣勢洶洶地吵一陣，由所謂中間人兩面敷衍一陣，再把聲勢弱的一方說一陣，就算他們理輸了，也不用賠禮道歉，只將兩方幾桌或幾十桌的茶錢一并開銷了事?！币虼?，成都民間有這樣的諺語：“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逼湟馐牵绻阌械览?，不用付茶錢便可走。
老百姓遇到矛盾，不去官府解決而到茶館調(diào)解，這叫“吃講茶”或者“茶館講理”。茶館講理時，雙方會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當?shù)赜杏绊懥Φ娜宋飦懋斦{(diào)解人。在茶館這樣的公共場合，有眾人的眼睛注視著，調(diào)解人會盡量按“公平”原則行事，盡力化解矛盾。即使調(diào)解不成功，因為有中間人和眾人的勸解，暴力沖突也不容易發(fā)生。需要指出的是，在茶館里解決的爭端多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矛盾沖突，比如吵架、債務(wù)、財產(chǎn)爭執(zhí)以及不涉及命案的毆斗等，涉及命案就要交給官府處理。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成都的茶館算是一種民間調(diào)解仲裁機構(gòu)，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化解社會矛盾沖突的作用。
清末，成都的警察制度建立，到茶館“吃講茶”便被禁止?？蓪嶋H上，整個民國時期，老百姓遇到矛盾依然愿意到茶館講理。這說明，老百姓并不相信官府，而更相信“茶館”這種民間力量的作用，背后的深層原因值得深思。
茶館里的龍門陣
在過去成都人的日常對話中，經(jīng)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我進城那天，就在茶鋪里聽說了！”“怎么茶鋪里還沒聽見人說？”
視、網(wǎng)絡(luò)等獲得信息，而在過去的成都，各種消息往往首先在茶館傳開。作家沙汀在《喝早茶的人》中就這樣寫道：“如果一個人幾天沒有出門，想知道這幾天有什么事發(fā)生，他便去茶鋪?！?
人們在茶館談?wù)摳鞣N事情，從家長里短到國家大事，內(nèi)容涉及社會經(jīng)濟狀況、街坊鄰居的各種小道消息、生活中的細枝末節(jié)以及各種觀點和情感的表達。當時成都有個流行語，“少城一日座，勝讀十年書”，雖然有些夸張，但說明茶館的確是社會的信息集散地。
茶館除了是信息集散地，還是老百姓發(fā)表意見的“公共論壇”。大多數(shù)在茶館的談話都是隨意的，沒有目的性的，正如一句民間俗語所說，“茶鋪里的龍門陣——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在成都西門附近的一個茶館干脆取名“各說閣”，生動地形容了茶館里漫談的氣氛。
各種信息和意見在茶館里碰撞，讓茶館成為輿論形成的重要平臺。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對作為“公共論壇”的茶館管理十分嚴格，怕惹麻煩的茶館老板會在茶館顯眼處貼出“休談國事”的告示。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量人口涌入四川，讓成都的茶館生意更加興旺。人們在茶館中不再“休談國事”，而是把茶館當作講臺和宣講陣地，大力宣傳抗日救亡。
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茶館中張貼著各種宣傳抗戰(zhàn)的標語、海報、告示，各種宣傳愛國抗戰(zhàn)的評書、戲曲不斷在茶館上演。筆者在成都老茶館檔案中看到的12個劇本，全都與抗日有關(guān)，有的回顧日本侵華歷史，有的贊揚抗日運動，有的歌頌戰(zhàn)場上犧牲的英雄，有的表達失去家園的痛苦，有的歷數(shù)日軍犯下的暴行。這些作品借助茶館平臺獲得了廣泛傳播，對于喚醒和動員民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成都是個大茶館，茶館是個小社會。透過成都老茶館檔案，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成都的茶館文化，還有成都的市井春秋、歷史印記、文化記憶。
（作者：王笛，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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